265座牌坊淹在湖底

　　紅色的浮漂浮出水面，約莫10分鐘后，吳立新和李家凡也浮出水面。吳立新的嘴剛剛從呼吸調節(jié)器解放出來，就喊道：“大大的牌坊！是個清朝的節(jié)孝坊，磚石結構的！還有個城門！”船上，小小的攝像機回放屏如同一個透亮的窗口，讓我看到了沉沒50多年后，水草中沉睡的獅城一角。湖底深處，泛著微微綠光的漆黑里，照明燈在前方投射出小小一圈光亮。郁郁的水藻隨著湖底的水流微顫，突然，前邊出現(xiàn)了一個暗影。難道是房子？不是房子，是城墻！城墻修葺得很整齊，除了少量地方被水沖垮外，大部分都還保留著。

　　隨著光亮轉移，大塊的青石砌成的城門映入眼簾，并不清晰的畫面顯示，應該是在城門的頂端。后退，下移，城門的條石清晰可見，門拱完好無損，黝黑的城門洞開始露出容顏。

　　現(xiàn)在淳安縣檔案館里的《淳安縣志》記載，水庫蓄水共淹沒牌坊265座，陸地上現(xiàn)存的牌坊也還有很多座。在今天的姜家鎮(zhèn)爐形村，就有一座節(jié)孝坊與水下的這個節(jié)孝坊極為相像。賀城和獅城原本是一座偌大的“牌坊藝術博物館”。

　　千島湖催生了新中國第一批水電移民

　　湖水所淹沒的，不只是千年古城和村鎮(zhèn)。無數(shù)悲歡離合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感也都被淹沒在了那靜謐的湖水中。《新安江大移民——國家特別行動》一書的作者童禪福是一位賀城（老淳安縣城）的移民。童禪福曾任浙江省民政廳副廳長，他的故鄉(xiāng)在原淳安縣松崖鄉(xiāng)，移民時，他剛七八歲。但1959年4月15日舉家搬遷時的情形，卻依然歷歷在目：“父親吆喝眾人砸下灶臺上的那口鐵鍋時，年過六旬的奶奶‘撲通’一聲跪在灶頭前，號啕大哭，撕心裂肺。”

　　1954年5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譚震林在上海蘇浙皖主要領導參加的會議上當場拍板，“為了全局利益，只得犧牲局部利益”，決定上馬一級水電開發(fā)。就這樣，為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用電需求，國家用淳安、遂安古城及周邊的986個村鎮(zhèn)、安徽6個鄉(xiāng)鎮(zhèn)，還有30萬畝耕地、26萬間房屋以及29萬移民的代價，換來了一個足有3000個杭州西湖那么大的水庫和66萬多千瓦相當于當年14個浙江省需求的發(fā)電容量。

　　就這樣，“人民之無限小”成全了“國家之無限大”，淳安由一個余糧縣變成了缺糧縣，由浙江最富庶的甲級縣變成了貧困縣。“淳安縣先后經歷了倒退10年，徘徊10年，恢復10年的痛苦歷程。”童禪福說，“即便是現(xiàn)在，當年移民時的遺留問題也很多，很多人多年后都沒有拿到有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