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自強不息、追求真理，經歷了書齋生活、愛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業(yè)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都有現(xiàn)實的依據，它們高度濃縮了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初期幾百年間德國乃至歐洲資產階級探索和奮頭號的精神歷程。在這里，浮士德可說是一個象征性的藝術形象，歌德是將他作為全人類命運的一個化身來加以塑造的。當然，所謂全人類其實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一個先進知識分子典型形象的擴大化罷了。同啟蒙時代的其他資產階級思想家并無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階級視為全人類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陰暗的書齋，走向大自然和廣闊的現(xiàn)實人生，體現(xiàn)了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直到“狂飆突進”運動資產階級思想覺醒、否定宗教神學、批判黑暗現(xiàn)實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與瑪甘淚的愛情悲劇，則是對追求狹隘的個人幸福和享樂主義的利己哲學的反思和否定。從政的失敗，表明了啟蒙主義者開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虛幻性。與海倫結合的不幸結局，則宣告了以古典美對現(xiàn)代人進行審美教化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幻滅。最終，浮士德在發(fā)動大眾改造自然，創(chuàng)建人間樂園的宏偉事業(yè)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從中我們不難看到18世紀啟蒙主義者一再描繪的"理性王國"的影子，并依稀可聞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呼喚未來的聲音。

浮士德的形象還有更高的哲學涵義。這主要表現(xiàn)在著名的“浮士德難題”以及面對這種困境所表現(xiàn)出來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辯證法意識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兩種矛盾沖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惡”的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發(fā)展歷程，更以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表現(xiàn)了浮士德永不滿足，不斷地克服障礙、超越自我，“不斷地向最高的存在奮勇”前進的可貴精神。“浮士德難題”其實是人類共同的難題，它是每個人在追尋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時都將無法逃避的“靈”與“肉”，自然欲求和道德靈境，個人幸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兩難選擇。這些二元對立給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個有待解決的的內在的嚴重矛盾。在《浮士德》中，這一矛盾貫穿了主人公的畢生的追求，體現(xiàn)為浮士德的內心沖突和他與靡非斯特的沖突的相互交織。從某種意義上說，浮士德的內心沖突同時也是他與靡非斯特的矛盾沖突的內在化的體現(xiàn)，而他與靡非斯特的矛盾沖突則同時也是他內心沖突的外在化體現(xiàn)。在與靡非斯特這“一切的障礙之父”、惡的化身結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謂危機四伏，隨時皆有可能墮落為惡魔的奴隸。但是，不斷追求，自強不息，勇于實踐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這使他免遭沉淪的厄運，實現(xiàn)了人生的價值和理想。而惡在這里卻從反面發(fā)揮一種“反而常將好事做成”的推動性作用。歌德辯證地看待善惡的關系，不是視之為絕對的對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關系，揭示了人類正是在同惡的斗爭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斷取得進步的深刻道理。這在詩劇的開頭時上帝有關善人須努力向上才不會迷失正途的議論，以及詩劇結束時天使們唱出的"凡是自強不息者，到頭我輩均能救"的歌詞中都得到了明確的體現(xiàn)。

《浮士德》構思宏偉，內容復雜，結構龐大，風格多變，融現(xiàn)實主義與浪溫主義于一爐，將真實的描寫與奔放的想象、當代的生活與古代的神話傳說雜揉一處，善于運用矛盾對比之法安排場面、配置人物、時莊時諧、有諷有頌、形式多樣、色彩斑駁，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浮士德》是一部無可指摘的完美之作。從思想上看，它有將政治革命消極為精神探索，將社會改造轉化為自我完善的傾向，這體現(xiàn)了資產階級固有的軟弱和妥協(xié)的本性，以及它作為剝削階級的掠奪性。從藝術上看，內容龐雜，用典極多，象征紛繁，使作品艱深隱晦，令人索解為難。尤其是第二部，浮士德的形象有抽象化、概念化的傾向，給一般讀者的閱讀和理解造成了較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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