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迦耶是佛陀證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猶如精神故鄉(xiāng)。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屬于全世界的佛子們。

           不過話說回來，所謂“朝圣”，對佛教徒而言或許根本就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我們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羅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業(yè)，至少也是種普遍被推崇的行動。中古時代，“到圣地去”甚至是發(fā)動起整場十字軍東征的最大口號。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說了，朝覲麥加乃畢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沒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們抱憾終身的遺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納木錯湖與岡仁波齊峰，漢人則有九華峨嵋，大家盡管在境內(nèi)各自修行，從來沒聽過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證道地不可這一說。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遺跡也就徹底敗壞了，或者成為磚瓦供后來的穆斯林蘇丹建造華貴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沒沙土年復(fù)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沒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樣堅守據(jù)點以維持香燈不墜，更沒有哪一個帝王忽然跳出來號召大家“去把圣地從異教徒的手中奪回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實大多是由碎石與傳說編撰而成。比如說祇園精舍，佛陀駐錫最久之地，考古學(xué)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認為它們?nèi)枪?、6世紀左右的遺物。熱心的信徒們偏能認出哪一間是公元前5世紀時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處又是圣弟子們經(jīng)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來頗有年歲的遺址，你也不能不懷疑它們的真確，因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磚壘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間“遺址”的樣子。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較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紀、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間，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滲入。

           事實上，從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爾邦，這一大塊區(qū)域上的圣地幾乎都是在19世紀末才復(fù)活過來的。信眾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間粉紅色外墻的建筑，是“摩訶菩提協(xié)會”的會址，會址大門外有一尊塑像，紀念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人安納加里卡· 法護尊者。正是這位英語流利的斯里蘭卡大長老與英國考古學(xué)家亞歷山大· 康寧漢的努力，才促成了隨后一個世紀的挖掘與復(fù)建。藉著摩訶菩提協(xié)會的運作，剛剛開始認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上的熱情，與甚為西化的斯里蘭卡僧眾帶著一股正欲擺脫殖民壓力重振文化尊嚴的意志，攜手辨識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記憶，重領(lǐng)一塊又一塊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這么說會不會有點不敬，但我真覺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亞洲佛教徒并不會這么在乎源頭圣地;如果沒有那一整套現(xiàn)成搬過來的古跡保存觀念與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這塊區(qū)域就不會成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納加里卡· 法護長老當(dāng)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學(xué)習(xí)朝圣嗎?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與麥加的例子來對比亞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頗有點教大家“知恥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時積極響應(yīng)他的中國人唯有近世振興漢傳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虛大師，他非常用心地參與這場兩千年來頭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體運動，甚至在中國發(fā)起募款，以回饋“故土”。從這個角度看，圣地大陸漢人之稀少，也許只不過是來得比較晚而已，畢竟這是個新鮮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虛大師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蓮法師竟然只身來到拘尸那羅，建起一座“中華雙林佛寺”，漢制山門上一塊華文橫額，在周邊的緬甸寺泰國寺之間相當(dāng)醒目。但老法師往生之后，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過印度的暴雨和烈陽，碎成廢墟，漸為草木收復(fù)。